保洁员休息室的话题是在小红书上发酵的——一位保洁员蜷缩在厕所隔间休息的照片，获得了五万多点赞。评论区，人们整齐划一地呼吁“给他们一个休息室吧”。随后，媒体纷纷跟进，报道保洁员在逼仄环境中的劳作，赞美那些增设休息室的商场和写字楼。声音一直持续到5月。

保洁员，这个城市里最熟悉的陌生人，第一次在赛博空间中被集体注视。

我们原本想要继续这样的叙事，并为此走访了几个大型商场和写字楼。采访过程中，我们逐渐意识到，社交媒体的善意呼吁，的确让我们看到了保洁员生活的微小切口。但他们真正的痛点，藏在工资条中、罚款单上，以及借来的身份证里——为了在这个城市获得一份工作，一些人不得不隐瞒自己的年纪。

即将完成这次采访时，我们找到了张小满。她曾在《我的母亲做保洁》一书中记录过保洁员群体的故事。“大家天然会觉得保洁是一个所有人都可以去同情的对象。”张小满告诉我们，但不应该只是这样，仅以同情去关照，说明离真正的平等还很遥远。“他们能够离开乡土，来到城市，找到一份保洁的工作，说明他们是能动性很强的一群人。我们很多人喜欢把生活分为高级跟低级，其实没必要——他们有自己的逻辑，那是另一个图景的生活。”

在这个图景中，存在着比休息室更迫切的事。于是，我们决定跳出先前的叙事框架，试图还原那个如同折页般被折叠起来的、存在已久的世界。

保洁守则

秀珍并不知道小红书上轰轰烈烈的讨论，她更习惯刷抖音和快手，但最近她对这些短视频平台上的热点也一无所知——因为工作时玩手机要被扣钱，下班后要立马回寝室睡觉，等着第二天上班，她没时间。我们提到休息室时，她一脸茫然，这并不在她所熟知的规定里。

所谓的规定，是每天早上集体开大会的时候，领导强调的内容：

一、不能坐电梯

二、不能玩手机

三、不能在楼梯间里抽烟

四、不能打瞌睡

五、一客一清

六、除吃饭外不能离岗

……

秀珍的耳朵好像有自动翻译功能，同样的句子，她听到的意思是：“两百块、五百块、五百块”——她通过罚款的数额来提醒自己遵守规则，她才来这个朝阳区的大型商场做保洁不久，但惨痛的教训每天都在上演。

作为外包保洁公司的员工，保洁们受到物业公司的管理。物业公司并没有给他们开出明文规定的劳动守则，却依然有许多口头规范，一旦被逮到违纪，就会拍照、开罚单、罚款一条龙伺候。比如昨天就罚了三个人，“一个1800，一个2500，一个700”，秀珍一一细数，每个月就算满勤，一天不休，也才4700的工资。

一天的罚款等于半个月白干，她只能步步小心。

比如穿着保洁制服不能坐电梯，即使是货梯也不能坐，她上上下下只能靠腿。每天算下来，至少爬五次楼梯，相当于25层楼。她的好几个同事因为腿病受不了不干了。

按照守则，除了吃饭外，不能离开工作岗位，秀珍只能和同事轮着吃饭。第一天，她让跛脚的男同事先去，结果失策了——男保洁走路不方便，吃完饭返回，等秀珍再走到食堂的时候，连开水都没有了。从那以后她就掐着时间，同事下楼20分钟后，她直接离开。

一名保洁员在收拾垃圾

一客一清，从字面就能理解。秀珍说，厕所的客人是不会断的，平时只是不会排队，可一到周末，排老长的队，地板自然变脏。人流量大，抽纸用得快，垃圾也很快满了，抽纸和垃圾袋消耗量是平时的三倍左右。但是她不能在客人排队的时候做清洁，也不能在客人等厕所的时候进去倒垃圾，那就只好清清地面——因此她总被投诉，毕竟“来不及”不能成为挡箭牌。

“无法休息是他们的职业性质决定的，因为他们要保持那个地方一直干净。”张小满说，“这是这个工种，或者是他工作那个地方对干净的一个很变态的要求决定的。”

这也分人。秀珍的领班是个年轻女人，很好说话，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秀珍实在累了，可以靠着墙休息一会儿，但不能离开厕所；可以偶尔给家人打个视频电话，但玩手机依然不被允许。自从到北京上班后，秀珍最爱看的抖音和快手直播都看不了了。

严苛的要求造成了保洁员的高流动率。秀珍住的宿舍有十几个人，但她连人也认不全，因为连着三天都有人走，理由不外乎“脚疼、腿疼、手还疼”。

物业公司不同，保洁守则也不尽相同。张小满告诉我们，她的母亲春香曾工作的大楼里，电梯分为客梯、货梯和贵宾梯——客梯需要刷卡，贵宾梯当然用来接待贵客，保洁、快递则被允许用货梯。

但隐身，几乎是每个物业公司对保洁的要求。相关要求往往会写在保洁守则中，比如不要在公共场所跟客人说话，说了，就要罚钱。但另一方面，守则上又总是规定，见到客人要微笑，要讲礼貌，要问好。

“保洁是一个不需要被看见的工作、一种隐形的工作。”用张小满的话说，大家看到这个东西很闪，会发光发亮就好了，最好不要去思考，闪闪发光的背后是什么。她用《脏活：必要工作的道德伤害》一书里提到的内容进行说明，保洁和屠宰工一样，都和脏污打交道，是“不洁”的职业，同样都被要求隐形，是一群“眼不见为净”的群体。

“足够老”

什么情况下，一个男性会选择去做保洁，张小满的回答是，“足够老”。

“这本质上是一种性别分工”——通常情况下，体力工作中，男性倾向于去做更危险、付出更大体力、能挣更高工资的工作。而保洁是一个不需要花费很大力气的工种，因此女性很容易进入，只有当男性的年龄和体力无法再在类似建筑工地这样的场所工作时，才会做出和女性一样的选择。当他们进入保洁行业时，分配给他们的工作也与女性有所差异，比如用一些机械化的机器，高压水枪或是扫地车。

当然，如果一个女性较为年轻，也多半不会选择进入保洁行业，她们会去做保姆、钟点工等时薪更高的工作。主导她们选择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年龄以及对城市的适应程度，“保洁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”。

秀珍也是这样说的。2018年从工厂退休后，她辗转几个地方，找过不少工，上一份是和丈夫一起，在山东的工地上干活，内容包括拿对讲机指挥塔吊、打扫卫生等。一天工作9个小时，两百块，加班另算。一个月能拿七千多，她非常满意，想一直干下去。

在工地上，秀珍是“有时间的”，洗完澡回到生活区还可以打打牌。如果碰上下雨，没法上班，那就歇一两天，打麻将。

可今年过完年，再和丈夫一起从老家回到工地，老板却只留下了丈夫一个人，把她劝走了——项目限制年龄，男的60岁，女的55岁，1968年出生的秀珍正好过了这条线。丈夫比她大两岁，却还能在同一个工地接着干一两年，“你说男女平等，其实也不平等。”

在工地上超龄，意味着在其他地方也同样失去了选择权，除非找一些没那么严格的地方——就像现在的这个商场。在老乡介绍下，她借了妹妹的身份证到了北京，“怕自己这个年纪，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”。真正面试时，秀珍发现这里对年龄的要求很松——“让你走几步路，问你干过没有，看你身体好，也不会多问年龄，没有那么严。”

《大好时光》剧照

入住宿舍后，她发现宿舍里已然有四五个已经年过六十的姐姐。

北京市虽然未明确规定外来务工人员的最高就业年龄限制，但部分行业（如建筑、高危行业）可能因安全因素设定年龄上限（如男性60岁、女性50岁）。但另一方面，参保则对年龄提出了要求——外地户籍的灵活就业人员需要满足一定年龄条件才能在北京参保。

保洁工作通常和参保关系不大，秀珍和她的同事甚至连合同都没有签。某种程度上，这也是他们主动的选择，“谁给他签？”，签了要干一年，大家心里都清楚，这么累的活儿干不长久，签合同不是绑架自己吗？一般情况下，保洁签署的合同是“劳务合同”，还附带一份“免责条款”，一旦出现意外，无法获得工伤赔偿。

没有正常的劳动合同，超龄也更容易被允许——即便超龄，只要愿意待在里面，就能一直干。实在不行，送点礼，毕竟主管也懒得到外面去找人。

来之前，老乡介绍时只说这份工作什么都好，就是工作时间长。到了之后，秀珍才有了更切身的体会——保洁工作采用打卡制，从早上七点多到晚上将近十点，一天工作时长近十五个小时。时间恒定的情况下，她对忙碌的评判标准按照厕所消耗的垃圾袋数量来衡量——平时要丢两到三袋大黑垃圾袋，那就是正常；周末可能有个六到九袋，那就是忙。

“要是年轻人，谁干这个。”秀珍说。

张小满母亲工作的地方也是如此。一些保洁员六十七八了，主管就会把一些很差的、别人不愿意干的岗位给他们，越超龄，越备受欺负。因为他们知道离开了这里，没有其他地方会要他们——在农村或者县城，提供给超龄老人的工作机会更少。在张小满老家所在的县城，想要找个保洁工作，还需要塞红包，每月工资拿到手只有1000多块。

为什么超龄了还非得工作不可？最主要的原因是养老金缺失或过少。比如张小满65岁的父亲，每个月养老金只有100多块。大部分人有相似的来路，面临相似的困境：年轻时孩子上学、结婚、买房基本花光了积蓄，等到自己老了，只能通过工作挣点儿养老的钱。另一种则是，并非特别缺钱，但惯性让他们选择了继续劳动。在张小满的观察中，这种类型的人“感觉好像一天不劳动，就没有别的事可干了”，劳动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感。

秀珍属于后者。从厂里退休后，她每月都有着不到三千元的退休金。不算富裕，但也能撑起基本生活。孩子有各自的工作、家里也有房子。但是农转非以后，她在村里没有自己的地可种了，最多帮婆婆种一种地。出门挣钱，挣的不仅是钱，还有自己的劳动价值。

在张小满看来，承认老年人劳动的权利，才会有获得保障的可能。如果60岁之后没有养老保障，又失去劳动权利，那农村的老人们只能通过打零工生存，在大城市的缝隙里喘息，处境会变得十分困难，“没有一个社会是说60岁之后不能劳动了吧？”

时间就是金钱

保洁休息室话题发酵之初，张小满看到了不少留言。她去问仍在做保洁员的母亲对休息室的看法，母亲用陕西话回答——“做梦吧！女子！”一方面，她们很难相信工作场所会提供公共的休息空间，毕竟平时甚至没有休息的时间；另一方面，也很少有保洁员愿意休息。

几乎每个保洁都是斜杠老年，他们的简介上会写着：保洁/家政/食堂帮工/垃圾分类/废品回收……

“这有时候是一种自我剥削，她们打很多份工，通常是自愿的。”张小满认识的好多保洁每天需要工作十几个小时，最极端的能打四份工——除正常工作外，凌晨四五点上班前是一份，中午休息时间是一份，晚上下班之后再做一份。从老家到大城市并不容易，他们要把时间利用到极致。

每到周五，秀珍的女厕里都会迎来一位“客人”。“客人”在商场里找了个不知是浇花还是洗车的兼职，每周五都来她这里接水。秀珍一问才知道，她干三个小时，能挣一百多元。

“时间就是金钱”，休息很重要，但是挣钱更重要。秀珍自从到商场干保洁，一天都没有休息过，因为上一天班，发一天工资。许多保洁就这样，干着干着就消失了，物理层面的。张小满认识的一个在小广场上做保洁的大叔，有挺长一段时间不见了，一问说是回家治病了。过段时间得到消息，大叔去世了，“很残酷”。

也因此，对于没有休息时间，保洁们通常是不会反抗的，就像秀珍的主管说的那样，上班时间不上班，那要干吗？张小满则说，“都一样，很多拿着高工资的人照样没办法休息。在写字楼打工的时候，一个项目要上线，我们也没法休息，老板让加班加通宵也不会去反抗。”

但对于保洁来说，他们的特殊之处在于——这座城市里，人们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工位，只有保洁的工位和所有公共场合折叠。他们不像白领，拥有大量可以使用的空间，比如茶水间和楼梯间。在保洁的工作环境里，他们是没有地方可以待的，实在很累了只能就地休息，比如靠着墙面站一会或者坐一会儿，进厕所隔间、工具间待一会儿；如果有长一点儿的时间，也许会斗胆“违规”侵占部分公共空间。如果你在楼梯间偶遇了一个坐在地上偷偷休息的保洁，他大概率会局促地立刻站起，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。

这种休息空间的缺乏，可能是建造之初设计的缺失，比如某区承包公厕施工的负责人就没有收到过有休息室的设计稿；也有可能是设计师被甲方否定之后的习惯，总被质问你设计这个东西来干吗，那干脆就不设计；还有可能是，明明设计了休息室，但被当做了杂物间。

工具间里，保洁员的凳子

小芽是一名大学生。她看到过小红书上那篇高赞的笔记。和很多人一样，她也被触动了，并展开了一场和宿舍楼保洁阿姨的对话。

阿姨58岁，和丈夫从福建北上内蒙古。三个孩子都有工作，但是还没结婚，她得挣钱，帮他们分担之后娶妻生子买房子的压力。她在一所学校做保洁，月工资2500元，租房子就花掉1700，几天前因为收垃圾被感染，打针花了300。愿意干保洁的人少，这导致每个人分摊的工作量大，碰上每周固定的大扫除，上午、下午都要干满时长，做到六点半才能结束，晚上要垃圾分类的话，得做到八九点甚至更晚。被投诉的话要扣工资，投诉三次开除。

小芽把这些情况发在了小红书上。帖子发出没多久，她收到了保洁公司负责人的消息，对方称，1700元是一年住宿的花销，每天上班八小时，上午做完工作后可以直接离开，下午两点再回来上班。理论上值班室就是休息室，一些宿舍楼有单独的保洁休息室，因为不强制坐班，所以休息室较少。至于垃圾分类，都是保洁员的自发行为，因为卖废品可以多赚点钱。很多保洁员中午不休息，是为了去食堂帮工挣钱。

这个回答，让小芽从最初的愤慨变得无奈。她所接触到的保洁阿姨，更像是中老年长辈那样的心态——要努力工作，不能休息，吃苦已经成为习惯。更何况，他们的薪水太低了，只能同时做几份工。小芽告诉我们，2500元工资是她所在城市的最低标准线。可是有关待遇的问题很难改变，再加上当下的就业环境，没有人愿意轻易放弃一份工作。

张小满也提到了薪资待遇。“我们的社会分工把这份职业的工资压得很低。为了挣钱，他们只能进行自我剥削与压榨，和年轻人加班保住工作一样。你让保洁群体自己去说，我缺乏休息的权利？他们更在乎的是，我的工资有按时到账吗？”

在她看来，当下社会是一个普遍疲惫、过度劳动的社会，保洁和白领一样，都主动和被动地处在这种无法休息的困境里——如果停下来，就有会掉下去的可能。

回过头来再去想自己当初关注休息室的缘由，除了朴素的尊老爱幼价值观以外，小芽告诉我们，她当时还有种特别的心情，叫“兔死狐悲”。

城市折叠

每个清晨，如果有人从远处观望——就像主管巡视保洁员工作那样——他会看到整座城市的伸展与折叠。

清晨六点，保洁们总会在工作岗位上做好一切准备，检查他们的工作场域，必须要一尘不染。然后他们需要以一种不远不近，却又不能让人发现的距离，时刻关注着这一小块空间中的动态，就像将军巡逻军队，然而他们并不是任何场所的主人。

晨光熹微中，城市逐渐苏醒，从寂静变得喧哗，车流、人流多了起来，路面上开始堵车，写字楼的白领开始打卡，商场也迎来了第一批客人。

一天的工作下来，晚上九点半，秀珍已经连续工作了12个小时，商场里人流逐渐稀疏。距离下班仅剩半小时，她拎着拖把走到厕所门口时，一个年轻女孩从女厕里冲出来，着急地问秀珍，你有卫生巾吗？秀珍摇了摇头。女孩又问秀珍的同事，那你们知道商场里哪儿卖卫生巾吗？

空气顿了顿，拖把还滴着水，地面闪着一点光。秀珍和同事面面相觑，谁也说不出答案。

虽然每天都在商场里，但秀珍对这里并不熟，大多数时候她只在女厕，她严格遵守不能离岗的规定，偶尔会去清扫一下划给她的楼梯间，或是把女厕里攒出来的大黑袋拖到指定的大垃圾桶里丢掉——即便是这样简单的路线，她还总是迷路。

过长的工作占据了她几乎所有时间。要想添点什么，就去宿舍门口买，“门口啥都有”。从宿舍到商场要坐20分钟公交车，这是她在商场和宿舍以外待的唯一的地方。她对北京的感知以商场女厕为坐标原点，半径是6站公交车的距离，她生活的世界就在这里。“能看见啥啊，一天忙忙碌碌“，她又重复了一遍，“忙忙碌碌，晚上公交车上挤得啥都看不了啊。”

但这时张小满会说，大部分人的直觉是觉得他们好可怜，好需要同情，剥开生活的细枝末节，会发现，他们有自己的生活：被折叠起来的、另外一个图景的生活。这生活背后，是一个个短时间内无法解决的公共性困境里的个体有限选择。

这个图景往往是由一个又一个“便宜”组成的，许多保洁有自己的一套逻辑。他们不会去剧院、商场享受文化与消费生活；即使在商场上班，也不会去逛街喝奶茶，甚至不知道在商场的哪里可以买到卫生巾。但是他们知道，哪个马路边有最便宜的理发师、哪里买菜最便宜、哪家的餐馆便宜又好吃，以及哪个厕所最干净。这些“毛细血管”组成了他们静悄悄的小世界。正如他们一直是喧嚣世界的沉默者，直到被社交平台的聚光灯照过来。

而他们从来也不是逆来顺受、不知反抗的。他们维权的方式传统且“勇敢”，“比我们白领更勇敢”，张小满说，比如如果遇到拖延20多天不发工资的情况，保洁们会选择在地下室静坐，抗议、罢工，主管会立刻与上级沟通，工资很快就发了——因为马上会有人看到有垃圾溢出垃圾桶，并进行投诉。这一工种的价值在此时立刻显现。

如果被欺负了，他们也会立刻找老板反映。张小满的母亲在写字楼工作时，经常遇到特别脏的厕所，如果实在脏得不行，她也会说，“我不干了”。面对主管压榨超龄老人时，保洁们会体现出“朴素的正义”，一致站出来，即“要么你不要把活儿给他干，要么大家一起干”。

“休息空间当然值得关注，这是一个他们被看见的路径。”张小满说，但不要只把他们当成值得同情的对象，更重要的是一颗平等的心、有效的改善与真正的行动。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，有自己在城市的生存逻辑。

保洁员们在休息室

秀珍入职以来，一天都没休息过。看着同事们“来的来，走的走”，她也不止一次想过放弃。她在心里给自己定下一个期限：今年夏天家里小辈结婚，正好回趟老家。到那时，如果想通了，就顺势留在老家；要是还放不下，就等明年年后再作打算——毕竟以她这个年纪，再找工作确实不容易了。她还想着，最近要先休息几天，也不干什么，就在宿舍周围逛逛。

她1989年就来过北京。那是她结婚的第二年，厂里组织员工一起到北京旅游。她和其他游客一样，爬长城，起个大早去天安门看升国旗。那是36年前，她还年轻，工作稳定，回去以后跟别人说来北京的事，大家都可羡慕她了。36年后，她不仅被贴上“超龄”的标签，还来这里干了一个自己觉得“干不久”的工作。在秀珍眼里，当年旅游时看到的北京，和现在做保洁时生活的北京，不是一个北京。

她也知道，除了她看到的这两个北京以外，还有其他的北京。